深圳龍華中心小學只讓本校老師和公務員子女坐校車的報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龍華辦事處和學校也對此事高度重視，決定改變校車用途，大客車不再作為接送教師和學生的校車使用，只作為教學時段教學用車，改由學校小型面包車接送教師上下班，并且只接送教師。(9月18日晶報)

　　如今涉及到校車的問題，除了“安全”這一關鍵詞之外，公權力對公平、正義的呼喚，也成為與校車如影隨形的關鍵詞。曾幾何時，校車早已不是單純接送學童上、下學的交通工具，將它放置于當下社會語境中，它更是一條連接教育與發展、學校與每個家庭的紐帶。這條紐帶，連接了太多關于百姓的喜怒哀樂。

　　因為各地教育事業發展的不均衡性，各地百姓對于校車的期望值也不盡相同。有些城市的中小學校車的確發揮著便民、利民的作用，為學齡兒童家庭提供了極大方便。還有些三線城市和老、少、邊、窮地區，除了私立學校之外，普通中小學根本就沒有校車，接送孩子上、下學的重擔只能由每個家庭自己承擔。即使有校車，也面臨著僧多粥少的局面。學生多校車少，有限的承載量載不動蜂擁而至的需要接送的學生這許多“愁”。于是，因超載等問題引發的交通事故便時有發生。一方面是要面對無校車可坐的問題，另一方面所要面對的是有車可坐卻安全系數讓人擔憂的現狀。由此可見，我國在加強校車運行安全和確保校車城市保有量的問題上，任重而道遠。

　　這是在校車話題上存在的內在和潛在的種種問題。那么，現實中，圍繞正在“服役”校車所引發的種種說辭，卻更加讓人揪心。

　　面對公眾對龍華中心小學只讓本校老師和公務員子女坐校車的熱議，校方的態度很是讓人費解。不僅以“巧合、剛好、誤會”等腔調閃爍其詞，更最終給出了“不再接送學生”的答復。且不說校車作為一種協助教育機構辦學的公共資源，校方有無權限對其改為他用。單就自說自話、自以為是的態度，遭公眾揶揄只能是咎由自取。就像該校校長所言，何為“沒有任何一個家長找他安排孩子坐車”?校車之所以稱之為校車，它理應發揮的作用還用家長明確告知你一校之長?此等心態就好比一個原本應打120救人的人卻打了119一樣滑稽。何為“比如剛好東和花園有公務員居住，而老師的子女也順便乘坐校車，而且乘車的學生多于老師，由此造成了家長的誤會”?什么叫剛好呢?開校車的司機雖然掌握著方向盤，但他不掌握校車行車路線。照龍華中心小學校長王講春的說法，學校若把該校車的行駛路線設定為月球，是不是還要向學生家長撒撒嬌，埋怨一下“你們的孩子咋不坐校車呢”?!

　　俗語說得好：“民不患窮而患不公”。如果說一個社會之民眾對于公平正義的呼喚源于自覺自省，說明這個社會是一個良性運轉的社會。但是，如果這種自覺自省要常常建立在公平缺失、正義缺位的基礎之上，以負能量的反作用力“推動”民眾的自省意識的覺醒，我們仿佛悲哀地看到了張狂的“倒行逆施”是何等肆意妄為。

　　人心向善，將事情做好、贏得公眾認可乃人之常情。對名譽、口碑的追求更是正常人正常的心理需求。但“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一旦出現了錯誤和失誤，面對問題時的認識水平是一方面，態度更為關鍵。不顧事實地隨口亂說和巧言令色地愚民心態，是為既無德又無能的做派。昔日古人用黃紙寫字，寫錯時便用雌黃涂抹后改寫，由此演繹而來一個成語“信口雌黃”。只是，寫錯的字好改，說錯的話和做錯的事，其善后工作就要頗費一番功夫了。被權力綁架的校車與被諂媚踐踏的尊嚴一樣，終究是不古人心的替罪羊。